世界等我 | 圣地二十五年手记·顿悟记

独角兽导读

《圣地二十五年手记》是张平教授的散文作品集。最初是《圣地八年手记》，后来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五年。

结合在以色列长年生活经历和学术研究，《圣地手记》（简称）贡献了了解以色列及犹太人世界的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文化趣味的不二选择。

作品集分七个部分：人物记、风土记、政情记、战火记、问学记、智慧记、顿悟记。未来，将在“平行逻辑”公众号，陆续发表。集子还未出版，能抢先阅读者，不可谓不是一种福利。

世界等我

十多年以前，在《阿伯特——犹太智慧书》出版后不久，我给远在哈佛休学术年假的老欧寄了几本去。不久，老欧写信来，说他送了一本给汉学名家史华慈。他描述当时的情景说：年迈的史华慈捧着这本书，热泪盈眶，说他等这一天等了几十年。

那时候，我不过是一个负笈万里的莘莘学子，对于我将要研究的拉比犹太教几乎一无所知。《阿伯特》不过是一本九十三页的小书。而史华慈已经是名满天下的汉学大师，著作等身，桃李成林，其精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西方汉学对中国的认识。即便如此，史华慈仍然在这本小书面前热泪盈眶。对此，我深为理解：史华慈以其一生的精力向人们传播中华传统的魅力与精髓，并由此赢得人们的尊敬；然而作为一位同时高度尊崇自身传统的传统犹太人，他其实也深深希望能有人同样向中华文明介绍犹太文明的精华。这其中的期待与辛酸，确实是很难为外人道的。

十多年来，史华慈捧着《阿伯特》热泪盈眶的形象一直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并且一直是我努力进取的动力源泉，因为它让我明白一个重要的道理：无论我是何等渺小，世界都需要我；无论我是何等愚钝，都有人会等待我去感动，即使是享誉世界的名人也罢。而如果一个幼稚的我都是世界所需要的，那么世界对一个成熟的我的需要又将是何等迫切？

这件事情时常让我想起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曾经讲过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犹太传统故事中总是说：“罗马城门外坐着一个患麻风病的乞丐，他在等待，他就是弥赛亚。”孩提时代的布伯曾经拿这个故事去问一位老人：“他在等待什么？”老人回答说：“他在等你。”

马丁•布伯的故事之所以值得讲，乃是因为“弥赛亚在等你”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说是一种颠覆性思维。犹太传统是一种“等待弥赛亚”的传统，等待救世主弥赛亚来把犹太民族从灾难中救赎出来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马丁•布伯却借老人之口告诉我们救世主与我们的关系是颠倒过来的，不是我等待救世主的来临，而是救世主等待我的到达。

这种反向等待又与布伯对人与神的基本关系的理解相一致。在布伯那里，生命的终极意义在于我们是被神需要的。我们需要神，这是大多数有神论者的基本信仰；神需要我们，则是布伯的突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布伯的“神”跟“世界”的概念是相通的。因此，神需要我，也可以表述为“世界需要我”；而“救世主等我”，也就可以表述为“世界等我”。

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世界，而只是说“世界需要我”是一个更高的境界。我们年幼的时候，往往在两个极端之间跳跃：或者只看见“我需要世界”，只关心“我从这个世界得到什么”；或者幻想“世界非我不可”，“我将拯救世界”。只有成熟以后，我们才开始真正关心“别人从我这里需要什么”，“我能为这个世界作些什么”；同时明白即使我们不能拯救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仍然需要我们。

在另一方面，《阿伯特》却教训我们说：“你从何而来？从腐臭的精滴而来；你向何而去？向尘埃和蛆虫之地而去。”也就是说无论生死，我们对于这个世界都是无关重要的。地球据说已经存在了46亿年，人类不过几百万年而已。如果我们依然坚持说“世界等我”、“世界需要我”，那么这等待究竟是一种真实？抑或不过是一种幻觉？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又是怎样的一种需求？怎样的一种等待？

作者在马丁·布伯像前（摄影：郑小星）

说“世界等我”，至少可以从三个层次上去理解。

第一个是实用层次，也就是我们做的某件事情是世界或者世界上的某个部分、某个人所需要的。如果我们持续做成这样的事情，那么就说明我们的某种才华或者技能是被这个世界所需要的。我们日常所完成的每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每一件有价值的劳作，都在证实着这种需要。

第二个是感动层次，也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或者我们的存在不一定有实用价值，但却引起了感情的升华，我们在感情上是被需要的，被等待的。这种等待与需要可以在我们与家人朋友的亲情中时时被我们体会出来。如果我们做得再好一点，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人、乃至素不相识的人感动。也有人相信他们在与动物的关系中也能找到这种感动。

第三个层次是超越层次。在前两个层次上，“世界等我”是因为“我具有某种实用价值”。这种等待和需要固然也给我们意义，但是我们真正梦寐以求的却是一种无条件的需要和等待——世界等我，并不是因为我能给这个世界做些什么或者我有什么特殊的禀赋，而仅仅因为我就是我：等待而无所期待，需要而无所需求。

孔子说过：“君子不器。”美国汉学天才约瑟夫•列文森曾指出这种“不器”成为后代士君子追求“无用之学”，成为“无用之才”的起点。其实如果列文森好好看看欧洲历史，他会发现中古的欧洲贵族们同样把“无用”作为生活的目标，而任何从事有实用价值的工作的人都会遭到蔑视和嘲笑。这种“不器”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迂腐，而是对人类那种“世界无条件等我”的梦幻的苦苦追求。常人不过是因为“有用”而被世界所需要，君子所追求的则是那种即使无用也同样被世界所需要的境界。

曾几何时，欧洲的贵族和我们的士大夫都成为过眼烟云，不灭的是人类“世界无条件等我”的梦想。所以马丁•布伯告诉我们世界等我，乃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而对话是在对话者的独特性之间展开的。我们不止跟人对话，也跟世界对话，也跟神对话。由于这样的对话关系的存在，所以“我”是被需要的。这种需要乃是因为“我”是一个独特的个体，而不是因为我给这个世界做过什么。

这样一种等待和需要有点像是我们旅行时在风景中的留影。没有我，风景依然是风景；然而有了我，便有了我跟风景之间的关系——颜色的对比，动静的分离，形象的异同，由此风景便是不同的景致。正如卞之琳所说“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世界等我，并不是说世界非有我不可，而只是说，等到我的世界，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而这不同，是靠我们自己与世界所建立的关系来实现的。

等到我的世界，将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摄影：张平）

在这个意义上，“世界等我”究竟是一种真实还是一种幻觉已经不重要。风景等我来，恰如我等待自己去。

张平 2010年8月7日 于特拉维夫

文内配图仅展现摄影艺术，与本文内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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